学术“公案”起底:达尔文抄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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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苗德岁 科学史上有一桩非常有趣,虽从未成立但又挥之不去、不时泛起的学术“公案”,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苗德岁

科学史上有一桩非常有趣,虽从未成立但又挥之不去、不时泛起的学术“公案”,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否抄袭自华莱士的手稿?

众所周知,达尔文随小猎犬号战舰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后,于1838年9月在偶尔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后产生“顿悟”: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是解释生物演化发生的关键。至此,他已领会了自然选择的强大说服力,使他在环球科考途中观察的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相关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他也因此称其为“可以操作的理论”。其后经过近四年的思考与研究,到了1842年6月,他终于觉得自然选择学说日臻成熟,便秘密写下了简略的纲要;两年后(1844)又将其扩充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当时完全可以拿出去单独发表。

然而,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学说是惊世骇俗的理论,他必须慎之又慎;加之,他考虑到发表此文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甚至会伤害到妻子的宗教情感。他决定暂时将这篇文稿雪藏起来。不过,达尔文考虑到该文的重要科学价值,便郑重托付妻子:倘若他突然发生不测身亡,请爱妻务必将这篇论文交给科学刊物发表;他说,“哪怕此文只得到一位胜任的审稿人认可,也将是科学的一大进展。”

在完成这篇论文其后的近15年间,达尔文勤奋工作,不遗余力地搜集支持自然选择学说的证据。在此期间,他的好朋友莱尔和胡克曾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尽快发表他的理论。

但对于达尔文来说,拿出一个成熟的、无懈可击的理论,远比匆匆发表来得重要。比起1844年那篇文稿来,达尔文手中已经掌握了大量支持他理论的证据,他要结合起来扩展成一本书——《物种论》。1856年,他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

选择这一时间也不是偶然的,又是莱尔推动的结果。1855年9月英国《博物学杂志》刊载了华莱士《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一文,而莱尔便是审稿人之一。莱尔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华莱士也正在从事跟达尔文相似的研究,并可能很快得出相同的结论。出于友情,莱尔再次敦促达尔文抓紧发表自己的理论。

达尔文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想听从莱尔的建议,把这么重要的理论以及大量相关证据简化成一篇“摘要”,匆匆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他想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肯定会为失去发表理论的优先权而后悔、烦恼。

他写信给胡克,征求其意见。胡克基本同意莱尔的建议。达尔文此时也只好着手撰写《物种论》概要。

谁知事情的发展竟比莱尔想象的还要快!正在达尔文奋笔疾书的当口,1858年6月里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了来自马来群岛的一封邮件,内附华莱士一份手稿。

达尔文匆匆看完华莱士请他指教的手稿,几乎要崩溃了,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跟自己的几乎一模一样!连所用术语都是如此接近!他于1858年6月18日晚给莱尔写了一封信:您的预言惊人地实现了!我从未见过这般巧合,即便华莱士面前摆着我1842年概要的手稿,他也不会写出比现在更相似的摘要来。

达尔文在信中还表示,华莱士的文稿很值得一读,并建议予以发表。同时,他也流露出痛失优先权的沮丧,毕竟这是他20多年的心血啊。

作为当时英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莱尔收到达尔文的信以及随信转来的华莱士手稿之后,赶快找另一位科学界重量级人物胡克商量,如何妥善处理这件颇为棘手的事。胡克读罢达尔文的信以及华莱士的手稿之后,对莱尔说:若不是看了达尔文这封信,我还以为华莱士这篇手稿出自达尔文之手呢!

胡克说:倘若我们单独发表华莱士这篇手稿的话,那对达尔文太不公平了。

莱尔问:您的意思是暂不发表华莱士的文稿?达尔文信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这样做的话,也不合适吧?尽管我们知道内情,但这不符常规……

胡克笑了笑说:让达尔文赶快准备一篇摘要,两篇同时发表、两人共享优先权。

莱尔拍案叫绝,并说:我记得去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给我来信谈到过达尔文曾给他去信系统介绍过自然选择学说,让我们同时附上达尔文给格雷那封信的底稿,以表明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实际上先于华莱士这篇手稿。

莱尔把跟胡克商定的上述办法函告达尔文,谁知达尔文却回信表示:我原本不打算发表摘要的,现在有了华莱士的文稿,我却匆忙发表摘要,这样做是否光明正大呢?我宁愿把我的书稿烧掉,也不愿意看到华莱士或其他人怀疑我的为人卑鄙!

最后,莱尔与胡克联名给伦敦林奈学会秘书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华莱士手稿、达尔文物种论摘要以及给格雷信的底稿,安排将这三份文件在伦敦林奈学会1858年7月1日会议上宣读。他们在信中指出,达尔文与华莱士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创立了同一美妙学说,解释了物种的出现与存续,二位对此理论均属独创性贡献,我们建议提交林奈学会同时发表,应是对科学事业负责的明智之举。林奈学会接受了这一安排。

会后不久,两人的文章又刊发在同期的《林奈学会会刊》上。此后达尔文给华莱士回信,向他通报上述安排,并在信中赞扬他不畏艰难困苦、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崇高精神。华莱士则从《林奈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达尔文的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远远超过自己的工作,对达尔文敬佩不已。

他坦承,当我羽翼未丰之时,达尔文已经是知名学者;他为了寻求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发现的真理而孜孜以求,不急于为争名而仓促发表自己的理论。

我缺乏达尔文先生不倦的耐心、惊人的论辩能力、丰富的博物学知识、设计实验的灵巧以及清晰和精准的文笔……平心而论,后人常常赞美达尔文具有高尚的学术操守,却忘记了在这件事上,华莱士谦逊与大度的美德同样值得赞颂。

此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即原先的《物种论》)一书。华莱士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更对达尔文心悦诚服、崇拜之至,称其为生物演化论的创始人,后来他还写了《达尔文主义》一书,书中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并谦虚地说“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理论,创建之功当属达尔文”。

科学史上,不同科学家独立研究做出相同发现的案例并非绝无仅有,但像达尔文与华莱士这样相互间未生芥蒂的情形实不多见。由于两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后来有人不断地替华莱士“鸣不平”,则纯属好事者所为,与当事人无关。

前前后后的一系列事实表明,达尔文及其朋友没有任何学术失范行为。恰恰相反,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谦逊美德堪称科学史上的佳话。

其实,达尔文高尚的学术操守还反映在另一方面。他自小就是热情的博物学标本收藏者,尤其是他随小猎犬号战舰环球科考中,曾采集了数以千计的珍贵博物学标本。

由于他是自费参加科考,因而所有标本都属于他私人藏品。然而回到英国后,他把这些标本都无偿地慷慨赠与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反对演化论的解剖学家欧文)去研究,而自己则甘愿作为采集者,从未要求在别人写作的文章上署名。

相形之下,上周《自然》发生了封面论文被撤稿的乌龙事件,经媒体调查,国内第一作者署名有违学术规范。实际上,学术圈好大喜功的浮躁学风从未根除,科学共同体也应该从这一事件入手,勇敢直面这一存在已久的学术不端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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